在曾国藩的所有家训中，作于金陵署（南京省政府）中的一篇文章影响最大，可以被近似看成是曾国藩的遗嘱。他在遗嘱中所提的八个字是：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又扩展为四句话：1.慎独则心安。2.主敬则身强。3.求仁则人悦。4.习劳则神钦。这四句话是曾公的智慧精华，也是传统宋明理学的集大成。其中位于首位的是“慎独”，这确实是宋学最为强调的自修的不二法门，曾公在北京的初期以师礼事之的倭仁就是一位慎独功夫非同一般的人物。所以我们值得花功夫研究这一段。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hào好hǎo色，恶wù恶è如恶wù恶è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在此处断句应该是如下两种情况。一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可以解释为“行为有不圆满，在（自己）内心就气馁了”，就是说行为有愧疚，内心就会不安，慎独就做不好了。反之，如下一句“人无一内愧之事”，慎独就做好了。所以曾国藩应当是错误地将“慊”理解为“圆满”。二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种理解比较常见，普遍的解释是“行为没有完全合乎内在（的善良）心，（浩然之气）就会衰竭”，如果是这一种，那么曾国藩错误地将“慊”解为“痛快”或者“满足”，也是不对的。世人更有甚者解释为和“惬”字相同，惬意。为什么以上理解有偏颇呢？请看下文分析。

《孟子·公孙丑上》中公孙丑关于什么是浩然之气的发问引出了孟子的一段著名论述：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注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在上文中“慊”字普遍解释为“满足”。但是同在《孟子》的《公孙丑》中又出现了“慊”，原文是“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 公孙丑下》）”，译文为“曾子说‘晋国楚国的富有是达不到的，对方以他们拥有众多的财富为耀，我则凭我的仁道去应付；他们凭他们的爵位尊贵，我则凭我的义理，我心里为什么不满足呢? ’”，“慊”在此处普遍的理解就是心里感到不满足。

这样，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同一篇《公孙丑》中就“慊”就出现完全相反的解释，“慊于心”是“满足于心”，“吾何慊”是“我为什么不满足”，怪哉！到底谁才是“庐山真面目”呢？我们来回归一下“兼”的本意：“会意。小篆字形,从又(手),从秝(lì)。字形象一手持两棵庄稼。本义: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用法如“不可得兼。——《孟子·告子上》”（引用自百度汉语）。同“兼”加偏旁而成的形声字“谦”，虚心，指宽广自己的心胸，让其处于不满的状态，使它可同时容纳更多东西。“廉”，有不足的含义，如“清廉”，在财物上不足。“低廉”，价格低。因此，“慊”的含义中基础的部分应该为“少”、“不足”，加竖心旁则偏重于内心感到“不满足”，有“不足”、“欠缺”的否定色彩。这些证据充分论证“慊”是“不满足”的意思。

那么“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如何解释呢？把“不满足”替代之后，变成“行有不不满足于心，则馁矣”，还不好理解，就用“欠缺”代换进去，变成“行有不欠缺于心，则馁矣”，意思是：“如果行为完全满足内心的欲望，（那么浩然之气）就衰竭了”。简言之：“人一旦随心所欲，浩然之气就会衰竭。”这里孟子是充分认识到人的内心是有不好的东西，有恶念的，如果完全惬合内心中的那部分恶了，行为肯定产生错误，带来恶果。而人们普遍解释“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是“行为没有完全合乎内在（的善良）心，（浩然之气）就会衰竭”，就人为地为“心”强加一个假设：“心一定是善良的”。而这绝不符合孟子的观点，心也不是全都靠得住的，也有恶。从紧接着的文章可以得到印证，“拔苗助长”说明心中会产生“急躁冒进”的恶欲，“遇有事焉而勿正”说明心遇到灾祸或者吉利也会“不正”，“生于其心”说明恶言是生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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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所例举的“拔苗助长”的故事表达了：人的内心往往不能对一件事做到“持之以恒”，容易产生两种偏激，一是忘记事情，不闻不问，二是急躁冒进，忍不住要伸出手去过分帮助，所以孟子主张“勿忘，勿助”。这里老农就完全满足、放纵了内心想要急躁地帮助庄稼生长的欲念，而害死了庄稼，产生了严重后果，这是“助”的情况。而“忘”就是一位农民疏于管理自己的庄稼。大白天睡觉，不到田间地头。地板了也不耘土，天旱了也不去浇水，生虫了也不去除虫，杂苗长得比庄稼还高也不除草，这样的懒庄稼能有好收成吗？恐怕和“助"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忘”和“助”也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也就是可能相互转化，比如那位拔苗助长的农夫，看到苗了全蔫了，想着自己费了那么多苦功，竟然还不及普通，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比例，抱怨、不满情绪让他放弃这块田了，就不管了，进入“忘”的状态。这类人忽冷忽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后文孟子关于“知言”的回答也是证明：“（不好的言语）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意思是：（不好的言语）从心里产生，必然会对政治造成危害；用于政治，必然会对国家大事造成危害。

这两处印证都说明人的心性本身就容易产生“忘”、“助”、“恶言”等不好的欲念，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所以不能完全顺应自己的内心去行事。

附上一个探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是否可能是“心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意思是：（因为）人心一旦遇到灾难或吉利往往会偏离，（所以）心中既不要把它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而以前的“必有事焉，而勿正”解释为“一定要坚持到成功而不停止”很不通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